何挺颖，字策庸,号科生,1905年5月11日生于陕西省南郑县城关镇何家湾村。

何家湾村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何姓人家居住的小村庄，松柏翠竹掩映，小桥流水人家，村庄中央一栋四合院的青瓦屋舍就是何挺颖诞生的何家老宅，何挺颖的爷爷能识文断字，也算是一个知书达礼之人，但一生未能如愿考取功名。何家有30余亩坡地，何挺颖的父亲何根山在1905年考取了拔贡，引起了不小轰动，全家异常高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中第天下知。”应试中第，又喜得贵子，何家人可谓双喜临门，于是为何挺颖取了乳名叫科生，寓意为何氏家族科考中第而降生。1911年，何挺颖6岁，便在奶奶的照顾下入私塾读书，聪明刻苦、勤奋好学，使得他在朗读、背诵、写字等方面非常出众，深得先生的喜爱。有一段时间，由于受父亲参加同盟会被追剿的影响，一向聪慧用功的何挺颖有一天居然没有完成先生要求写的字，两页书怎么也背不下来，先生气愤之急，打了何挺颖几个手板子，并说：“竟有这样笨拙的人，真该鞭策、鞭笞平庸了，从今日起，给你一个诨号，就叫策庸。”从此，何挺颖更加发奋苦读，并真的把策庸当成了自己的字，用于激励自己。

     1920年，何挺颖考入古城汉中联立中学，这虽然是汉中最好的中学，但仍然比较落后和闭塞。于是他让在北京的表哥王均石给他寄来《胡适文存》、《人生》、《改造》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并向要好的同学讲述。面对无新书可读的困境，1922年暑假，他与廖左明、樊尚志等20多个同学组织起读书会，筹办了图书箱，收集了近百本进步书刊，大家一起阅读，一起交流心得感受，思想、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从小在父亲的榨油房里长大，又受父亲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加上汉中的学潮、白话文事件使少年何挺颖萌生了做一名数理博士的理想，为此，何挺颖与廖左明等一批汉中青年先后奔赴北京、上海。

   1925年2月，上海工人运动如火如荼，首先是纺织界工人因劳资问题陆续开展罢工，其它工商界随后跟进，4－5月间，英日资本家不但没有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反而决定降低工资、取缔工会、逮捕工人，5月15日，日本职员无理枪杀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顾正红，信息传出后，上海各界群情激奋。5月30日各校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声援工人罢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何挺颖积极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之中。他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演讲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租界巡捕逮捕了100多学生，打死打伤了20多名声援的工人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到6月23日抗议活动基本结束，英日帝国主义共打死打伤100多中国人民，并增派大批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开赴上海。这一切对何挺颖触动很大，他亲眼看到上海各界人民团结一致的反帝壮举，也目睹了帝国主义分子对爱国群众的野蛮屠杀和血腥镇压。面对南京路上那淋漓的鲜血，他逐渐省悟道：中国此时最急需的是革命战士，而不是什么数理博士。他在写给在北京学习的廖左明的信中说：“对数表中查不出救国良方，计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豺狼……。”他满腔热血顿时沸腾起来，情不自禁地奋笔疾书：南京路上圣血殷，百年侵华仇恨深；去休学者博士梦，愿作革命一新兵！这首诗，是何挺颖苦苦探索人生之路的重大抉择，也是他开始踏上革命征途的战斗檄文。第二天，他不顾老师、同学的规劝，家庭的反对，毅然由大同大学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革命理论，探索救国真理，实现他“愿作革命一新兵”的崇高理想。也是在这一年里，他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6年的冬天格外漫长，也是何挺颖感情倍受煎熬的一年，先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数的共产党人被杀害，无数的工会、农会被解散，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他被迫离开了北伐军。与他在上海相识相恋两年的女朋友也分手了。当年女朋友曾三番五次地催他结婚，并从上海追到武汉，并许诺婚后房产和工作。这使何挺颖处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尖锐冲突的矛盾之中，思想斗争极为激烈。他深知，结婚回上海工作，绝不可能；同回西北去，当时的革命环境又不宜带家眷。他再三劝慰未婚妻从革命大局出发，待革命卓有成效，条件合适时再结婚，但姑娘执意不从。多愁善感、聪慧多情的女友伤心地回到了上海，忧国忧民的何挺颖不得不忍痛割爱，毅然与之分手……

   1927年7月何挺颖赶回武汉警卫团，在团长卢德铭的带领下，由武汉开赴江西，在修水休整待命，与其它三个团一起，准备参加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后，何挺颖所在的第一团攻打平江，由于军阀唐生智增兵，收编的第四团突然叛变，起义遭受严重失利，9月19日三路起义军相聚在浏阳的文家市，何挺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师团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曾风趣的向与会同志介绍说：“何党代表是上海大学的高才生，是秋收起义部队中的大知识分子，是从陕南到我们部队的好同志，大家要协同与共啊。”何挺颖在会上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分析，放弃攻打长沙，进入罗宵山脉中段游击的讲话。之后，部队即由浏阳南下向井冈山进军。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围绕“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开展讨论，“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伟大的创举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随后起义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何挺颖被任命为一团三营党代表（营长张子清）。他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连为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班、排建立了党小组，积极整顿巩固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团结对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927年12月底，湘敌吴尚的第八军独立团及湘东“清乡”司令的“挨户团”共20多个连的兵力，一起扑向茶陵。妄图将新生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扼杀在襁褓中。这时茶陵城里工农革命军只有四个连的兵力，他们顽强阻击敌人，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眼看子弹快打完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何挺颖、张子清率领的三营闻声赶到，投入战斗，大大地鼓舞了士气。由于敌人不断增兵，敌我双方众寡悬殊，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与何挺颖、张子清、宛希先等紧急商议，主张撤到农村，退回井冈山。但是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等人极力反对。他们“以去湘南打游击”为名，企图把部队带去投靠蒋系方鼎英军。正在危急时刻，毛泽东根据何挺颖、宛希先等的报告，迅速从宁冈赶到茶陵县的湖口，才将这支部队带回井冈山，从而粉碎了陈浩等人叛变投敌的阴谋，挽救了工农革命军。前委处决了陈浩等叛徒，任命何挺颖为该团党代表，张子清为团长，朱云卿为团参谋长。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意志、优秀的政工干部、丰富的兵运工作经验、大学高材生，这一切使得毛泽东对何挺颖格外器重，寄予厚望。

    1928年3月上旬，前委改组为师委，由毛泽东任师长，何挺颖任师委书记，张子清任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后，5月4日，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在砻市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两军会师大会，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何挺颖任11师党代表兼31团党代表，张子清任11师师长（因负伤未愈，由毛泽东代理）。

    1928年7月，赣敌王均、金汉鼎、胡文斗部共11个团的兵力，趁红军大部队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之际，进攻永新县城，此时永新只有何挺颖31团，他们运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赣敌11个团的兵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30里内达25日之久。随后敌人拼命反扑，31团才不得不撤出永新。8月中旬，31团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永新、莲花、茶陵三县边界集结。毛泽东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永新阻敌经验，讨论行动计划，说明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的意义。会后闻知红军大部队在湘南失利，毛泽东即决定率31团第三营去桂东迎接红军大队，留何挺颖、朱云卿等一营坚守井冈山。何挺颖、朱云卿立即布署一连仍留永新、莲花、茶陵边界打游击，保卫工农政权，密切注视湘赣两敌的动向，牵制和迷惑敌人，他们则率团部和直属部队火速赶回井冈山布署防务。

    回到井冈山，何挺颖、朱云卿立即召开所有留守机关医院负责人及营连干部和伤病员代表会议。何挺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坚守井冈山的指示，说明坚守这块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会后，各留守单位及各连队开始了广泛的战斗动员，全山军民进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运弹药、修工事、挖战壕、削竹钉，送水送饭，昼夜不停。在通往大陇、茅坪方向的草丛里，他们插了几华里的竹钉，作为第一道障碍；在哨口前沿扎上竹篱笆，作为第二道障碍；第三道障碍是堆好的滚木擂石；第四道是宽、深四五尺的壕沟；最后一道障碍是用井冈山石和圆木垒成的掩体。同时，各乡区的赤卫队和暴动队也都上山助战。8月29日下午，何挺颖在召集紧急会议时，正好31团一营营长陈毅安率领两个连赶回井冈山。他再次进行战斗动员，对大家说：“目前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只剩下井冈山这一小块红色政权。现在湘赣两敌全力向我进攻，企图趁我主力不在之际袭取井冈山。我们必须以生死与共的决心，坚守井冈山，绝不许一只兽蹄踏入这块土地﹗只要这块根据地存在，就向全国人民表明，反动统治阶级永远消灭不了革命﹗”

    8月30日晨，湘敌吴尚的两个团行进到源头村，先用机枪向黄洋界探射，半天未见动静，就壮着胆子，沿着小路往上爬。山高坡陡，又遇着了竹篱笆障碍，敌人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爬到山腰。待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后，营长陈毅安一声令下，山上弹如雨下，立即杀伤一大批敌人。后面的“白狗子”在敌军官的驱使下，缩着脑袋前进。这时，只听山上一阵巨响，无数滚木擂石倾泻而下，吓破了胆的敌人“挨着的伤，碰着的亡，跟在后面的只恨两腿不够长，连滚带爬逃命忙，却想不到又纷纷踩在竹钉上”。山坡上的敌人鬼哭狼嚎，尸横遍野。但是敌人倚仗兵多武器好，喘息一阵之后，又发起了进攻，而且兵力一次比一次多，火力一次比一次猛，战斗更加激烈。井冈山军民凭险固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猛攻。何挺颖和朱云卿深入到前沿阵地，进行慰问和鼓动。并指示把刚修好的一门迫击炮架在哨口右侧的发射阵地上，摆出毛委员朱军长率领红军回来的架势迷惑敌人。下午四时，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敌军又向黄洋界发起了疯狂进攻。霎时，黄洋界上又硝烟滚滚，遮天蔽日。红军用迫击炮射击，有一颗炮弹准确地打着了敌军指挥所。这时，隐蔽在哨所两侧的赤卫队员和暴动队员们手挚红旗、梭镖飞奔而出。山山坳坳，峰峰岭岭，红旗招展，冲杀声连天。“毛委员、朱军长回来啰﹗”的喊声震撼群山。吃够苦头的敌军官兵被吓得毛骨悚然，纷纷仍掉枪支连滚带爬地往回跑。吴尚也以为红军主力真的回来了，当夜，趁着云雾弥漫之际，仓惶逃回酃县去了。赣敌王均也赶忙夹着尾巴溜走了。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的黄洋界保卫战大捷，毛泽东闻悉后非常高兴，以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江西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霄遁。

    1928年10月14日湘赣边界特委在茅坪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何挺颖当选边界特委委员。是年岁末，为加强红四军主力28团的领导，毛泽东、朱德调配何挺颖任28团的党代表兼团党委书记（团长林彪）。

    1929年1月4月，何挺颖参加了毛泽东在柏露主持召开的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和红四、五军军委联系会议。会议传达党中央“六大”精神，研究了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方针、红四、红五军合编、红军的行动方向等问题。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和红四军32团留守井冈山。

    1月14日红四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进军部队出发前在茨坪、小行洲等地集结，向赣南、闽西进军。22日攻占了大余县城，24日遭敌三个团的偷袭，战斗异常激烈，战斗前，何挺颖一面擦着枪，一面对团党委的同志们说：“马上要打仗了，对今天的来敌，要狠狠地打。团党委同志可随军部行动。”讲完后他立即奔赴前线指挥战斗，不幸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何挺颖，随炊事班一起行动。1月28日晚上，部队转移到吉潭、信丰河之间的一个三岔路口，天很黑，又下着小雨，路很滑，炊事班走错了路，锅碗瓢盆的响声，引来了龟缩在丛林中敌军的枪弹。何挺颖第二次负伤，壮烈献身，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