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沔县改为勉县始于1964年9月，和毛简汉字的推行基本属同一时期，当时所谓的理由是“因‘沔’字生僻难认，经国务院批准改‘沔县’为‘勉县’”。笔者为汉中沔县人，对此作法高度不认可，笔者认为此举为特定历史时期下的荒唐之举，是权力对文化的强奸；对其解释，笔者不以为然，认为有三点质疑：

其一，沔县因沔水而得名，初名“沔阳县”，始于西汉初年，此后虽有一些小变动，如“沔州”、“沔县”等，但终未脱离这个核心的“沔”字；而改“沔”为“勉”后，地名中所蕴含的地理知识和人文情怀荡然无存，使县名成为一个与当地游离的纯文字符号。而且在阅读典籍时，始终加注“沔县（今勉县）”，给文化平添一道人为“裂缝”。

其二，“沔”字仅7划（“勉”字为9划），在《诗经》中就有《沔水》篇章，可见“沔”字不但写法简单，而且历史悠久。说“沔”字生僻，我认为与毛简汉字对正体汉字系统性的破坏是分不开的。在正体汉字体系中，“丏”字作为一个声部，“麪食”的“麪”字是和它搭配的最常用形声字，而在毛简汉字中，“麪食”的“麪”和“脸面”的“面”已混同成为一个字，从而使得“沔”字形单影只。

其三，既然“沔”字生僻，那么为什么当时不将全国带“沔”字的地名一起改掉？如湖北的“沔阳县”（现仙桃市），上海的“横沔镇”等等。而且外省许多县级地名在我看甚至更生僻，如：鄄城、峄城、邛崃、蕲春等等，当时为什么没改？由此省际间尺度的不同，可以推测出具体改名方案应为地方当局所为。

经笔者查阅发现，在那场“改名风”中，大陆共改县名35个，号称“文化大省”的陕西一省居然多达14个（占40%，另有“葭县”改“佳县”、“醴泉县”改“礼泉县”等等），时任省长为李启明，省委第一书记为张德生，第二书记为赵守一，此举是否与这些人有关，不得而知。不管是谁的坏主意，我认为在决策时都应该考虑到“历史责任”。而且如果不改官当不上去或者会被撤职实在“非改不可”，完全可采用通过境内知名景点名来替换的方式，如改沔县为武侯县或定军县等，而不该像个“半文盲”，采用同音别字来替代。

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自豪感的增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那场粗暴的“改名风”大多属“庸人自扰”，是错误和可恶的。但如果提出“复名”恐也会遭到激烈反对，原因有二：一是在当前乃至未来一二十年内，“复名派”不可能和“现状派”有平等的话语权，何况许多“现状派”还有饭碗因素的考量；二是一些人会因不习惯而反对，这好比辛亥革命时一些人不愿剪辫子一样，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认为中国人就应该留猪尾巴辫子，而这也正好成为“原状派”大加利用的理由。

总之，笔者认为那场粗暴的“改名风”基本上属于“大跃进”思潮下的产物。当时的许多“人物”为了“超英赶美”像吃了春药一样四处寻求发泄，独断专行心浮气躁的领导人不知道踏踏实实地在普及和强化教育上下功夫，总是打汉字的坏主意和歪主意，对文化造成重创毫无察觉或毫不怜惜，只图一个“改天换地”的爽劲。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难以得到彻底的清算和深刻的反省，所以许多文化遗毒也难以得到清除和修复。

不过，不到50年的“勉县”和近2000年的“沔县”相比，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相信有一天很可能还会复名为沔县，尽管这一天可能比较晚。